▲清光緒版《資治通鑑考異》。圖源:網絡
然而,就算《資治通鑑考異》存在野史成分,《新唐書》及《資治通鑑》卻都將該案所發生的情形記錄了下來,唯獨閉口不言韋殷裕參與「別立太子」的謀逆大事。參照《舊唐書》的闡述,該案發生之後,韋保衡、郭淑妃都「安和無事」,似乎說明唐懿宗受打擊之後,只想一味掩飾某些醜聞。倘若真如韋殷裕所告發的一樣,那《新唐書》中關於郭淑妃「以主故,出入娛飲不禁,是時嘩言與(韋)保衡亂,莫得其端」的記載,應是不虛。
同昌公主作為郭淑妃與唐懿宗的「愛情結晶」,一路成長都有父皇母妃的保駕護航,唯獨出嫁之後,卻要耳聞目睹母親與夫婿的亂倫之事。作為一位興許有先天疾病的「溫室公主」,豈有不病早夭之理?
面對郭淑妃的感情背叛與愛女的驟然離世,唐懿宗當真是徹底失去了理智。
懲治完韓宗紹、康仲殷等人後,唐懿宗又將矛頭指向了替醫待詔親屬們求情的宰相劉瞻。劉瞻是晚唐「牛李黨爭」核心人物李德裕的外孫女婿,也是當時為數不多的良相。明知唐懿宗愛女愛到痴狂,可是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,他還是義無反顧地站出來苦勸皇帝減少殺戮。
結果此舉正觸霉頭,唐懿宗大怒,將劉瞻貶斥出朝,任荊南(治所在荊州)節度使。
正如劉瞻在求情的奏疏中泣血呈言:「自陛下雷霆一怒,朝野震驚,囚九族於狴牢。因兩人之藥誤,老幼械繫三百餘人。」唐懿宗的濫罰無辜,最終還是引發了朝臣們的普遍牴觸。
身為晚唐酷吏,京兆尹溫璋曾以腰斬女道士魚玄機而聞名天下。但在看到唐懿宗如此株連無辜時,這位向來執法嚴苛、只忠於皇命制度的官員,還是向唐懿宗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——「(溫)璋上疏切諫,以為刑法太深」。
唐懿宗又是大怒,「貶(溫)璋振州(今海南三亞西北)司馬」。萬念俱灰的溫璋當晚自縊身亡。
與此同時,在朝任執宰的同昌公主駙馬韋保衡變得更加為所欲為了。
韋保衡雖說有進士功名,但品行惡劣,私德有虧。他是咸通五年(864)的進士,但同科的其他學子不屑與之為伍,甚至有人還恥於與其同科入仕。在同科入仕的士子裡,有狀元蕭遘、宰相王鐸等人。特別是狀元蕭遘,出身南蘭陵蕭氏,平日裡為人孤傲,又有堪比李德裕的才學,這讓韋保衡心裡十分忌憚。成為同昌公主的駙馬後,韋保衡就以對方不禮敬自己為由,將蕭遘貶為播州(今貴州遵義)司馬,逐出朝廷。
或許是出於寵愛女兒的情感轉移,或許是由於與韋保衡家族達成政治聯盟,總之,即便在同昌公主死後,唐懿宗仍對韋保衡寵遇有加。哪怕傳出郭淑妃與韋保衡的亂倫之事,唐懿宗也未動搖。
而韋保衡則藉助唐懿宗的無條件信任,「挾恩弄權」,只要對方有損他的自尊,不管是宰相還是節度使,一概竭盡全力扳倒。唐宣宗時代創下的些許中興跡象,就此敗壞殆盡。
唐懿宗久久無法走出喪女之痛,朝政和國家似乎不在他的關心範圍之內了。
朝局稍稍趨於寧靜之時,他又沉浸於佛教虛無的精神世界。眾所周知,唐朝的佛教勢力在唐武宗會昌年間(841-846)遭遇過一次毀滅性打擊,直到唐宣宗即位後,因皇帝信佛,寺院經濟才恢復生機。
與父親唐宣宗相比,同樣崇佛的唐懿宗卻近乎瘋狂。史載,他自即位起,就常在皇宮大內設壇,廣度宮中人士受戒為僧尼。為此,咸通年間(860-874)曾有「兩街大德僧尼二十八人入內」。可知,在這場持續的「佞佛」運動中,唐懿宗度人為僧的力度及影響絕無僅有。
朝臣針對唐懿宗的佞佛舉動作出過嚴正的勸諫。咸通三年(862)左散騎常侍蕭仿曾逆鱗直諫:「昔年韓愈已獲罪於憲宗,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。」面對朝臣的冒死進諫,唐懿宗既沒有降罪於人,但也沒有調整自己的崇佛策略。
但所有人都知道,沉默的唐懿宗,佞佛比從前更甚了。
咸通十四年(873)春,遲遲未能從喪女之痛中走出來的唐懿宗,又以為同昌公主祈福的名義,派人進謁法門寺並請佛骨。